DOI:10.3969/j.issn.2095-6002.2020.01.003
中图分类号:TS201.3
口腔益生菌的研究现状
艾连中， 贾国超
| 【作者机构】 |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上海食品微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分 类 号】 | TS201.3 |
| 【基 金】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1771956) 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201902080007F01152) 上海食品微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19DZ2281100) |
全文
文内图表
参考文献
出版信息
口腔益生菌的研究现状
益生菌是一类摄入充足的活菌后能维护宿主体内微生态平衡且有益于机体健康的微生物，主要来源于乳杆菌属、乳球菌属、明串珠菌属、链球菌属、肠球菌属、双歧杆菌属和酵母菌属[1]。益生菌主要依靠活菌发挥健康功效，但死菌及代谢产物也能对宿主发挥有益作用。目前，益生菌可用于口腔疾病、胃肠道疾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2-6]。鉴于抗生素疗法的局限性，国内外研究者发现利用口腔益生菌制剂可有效缓解口腔疾病。因此，口腔益生菌在健康食品行业的研发和应用已成为热点，该领域的发展对促进人类口腔健康、提升人类健康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阐述了益生菌缓解口腔疾病的相关机理研究，并对其在健康食品中应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以期为口腔益生菌在食品领域的相关研究及应用提供参考。
1 口腔益生菌的现状
口腔作为胃肠道的前端口，拥有一个独立、复杂多样的微生态系统。口腔中的微生物数量超过700种，口腔中有益微生物尤其是益生菌对维持口腔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口腔益生菌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传统乳酸菌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属、乳杆菌属)，非乳酸菌益生菌(如肠球菌属、链球菌属和酵母菌属)以及下一代益生菌。其中乳杆菌属和双歧杆菌属是最早被发现并研究的口腔益生菌，而链球菌属中唾液链球菌K12和M18是全球公认的口腔益生菌，其他菌种如粪肠球菌、布拉酵母菌等也有相应报道，口腔中常见的益生菌见表1。
表1 常见的口腔益生菌种类
Tab.1 Common oral probiotics
菌属种类乳杆菌属鼠李糖乳杆菌、约翰逊乳杆菌、嗜酸乳杆菌、短乳杆菌、干酪乳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唾液乳杆菌、发酵乳杆菌、加氏乳杆菌、卷曲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双歧杆菌属长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链状双歧杆菌链球菌属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中间链球菌、牙菌链球菌肠球菌属粪肠球菌、屎肠球菌乳球菌属乳酸乳球菌乳脂亚种酵母菌属布拉酵母菌
表1中的口腔益生菌在体外研究、动物实验或临床试验中被证明具有抑菌消炎、黏附定植、免疫调节等功能特性，在口腔疾病的防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维护口腔健康的口腔喷雾剂(如沐®)、含片(BLIS®)、牙膏(云南白药®)、 营养糖果(好牙口®)和酸奶(好牙口®)等益生菌食品和益生菌保健品相继上市，极大地推动了口腔益生菌和健康食品产业的发展。与国外相比，我国口腔益生菌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国籍”的口腔益生菌种类和数量较少，亟待加强研发步伐。此外，在食品工业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更有效的将口腔益生菌广泛应用于口腔食品工业中，这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2 口腔益生菌对口腔疾病的作用机制及应用现状
益生菌对龋齿、牙周炎、口臭、咽扁桃体炎、口腔黏膜炎等口腔疾病都有积极的防治效果。已有研究表明，益生菌可通过直接抑制病原微生物生长以及调节黏膜免疫系统在内的更细微的机制起作用，具体包括：1)直接相互作用。引起口腔微生物与蛋白质的结合，抑制病原体黏附、定植以及生物膜形成；诱导宿主细胞表面细胞保护性蛋白质表达，抑制胶原酶活性。2)竞争性排斥。通过竞争和干预致病菌附着并参与底物的代谢以及产生抑制口腔致病菌的化学物质(如有机酸，过氧化氢和细菌素等)。3)间接作用。调节全身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局部免疫，最终对非免疫防御机制的产生作用；调节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诱导的细胞凋亡；通过中和自由电子来抑制噬菌斑诱导的口腔疾病；作为抗氧剂来调节口腔黏膜通透性[7]。
2.1 对龋齿的影响
龋病是一种慢性细菌性口腔疾病，具有发病率高、分布广、危害很大等特点。据《柳叶刀》公布的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 GBD)数据显示，全球龋齿患病率居所有疾病首位，发病率居第2位。常见的致龋菌(如链球菌属和放线菌属)具有较强的产酸、耐酸能力，能够利用蔗糖产生不溶性胞外多糖，进而促进菌落在牙齿表面聚集，形成牙菌斑(生物膜)，最终导致龋变[8]。早期常利用抗生素或杀菌剂来治疗龋齿，虽然短期内可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容易造成口腔菌群失调，二次引发龋齿疾病。
口腔益生菌对龋齿的影响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益生菌可通过抑制变异链球菌生长，抑制龋病的发生或发展。唾液乳杆菌WB21可抑制变形链球菌生长和不溶性葡聚糖的产生。牙菌链球菌和链球菌A12通过精氨酸分解途径增加了牙菌斑的pH值，并抑制了变形链球菌的生长；此外链球菌A12产生一种蛋白酶，可破坏变形链球菌的信息素信号，而牙菌链球菌利用其自身分泌的细菌素杀死多种致龋微生物[9-10]。多项临床试验报告称，经常食用唾液乳杆菌WB21在不影响唾液pH值、唾液流量和缓冲能力的同时可有效降低龋齿风险[11]。含有鼠李糖乳杆菌SD11或副干酪乳杆菌SD1等菌株的益生菌乳制品(如奶粉或发酵乳)在预防龋齿风险方面也具有相似的作用[12-13]。乳杆菌属防龋效果可大致归因于：1)通过产生的有机酸、过氧化物以及细菌素等抑制变形链球菌生长；2)减少变形链球菌对口腔黏膜的黏附，通过下调生物膜形成基因(如gtfB/C和ftf等)控制生物膜的形成；3)下调变形链球菌的几种毒力基因，包括耐酸基因(atpD和aguD)，产生胞外多糖基因(gtfBCD和sacB)和群体感应基因(vicKR和comCD)；体内发挥免疫调节作用[14-15]。
研究表明，变形链球菌、乳酸杆菌与龋齿有关，可能是龋齿发生和发展的潜在原因[16]。Hasslöf和Schwendicke等通过临床试验发现副干酪乳杆菌F19、鼠李糖乳杆菌LGG等不能抑制变异链球菌的生长，有的乳杆菌甚至会使牙齿出现牙釉质脱矿现象，加重龋齿程度[16-17]。但最新研究通过“变形链球菌+乳杆菌+龋齿”的组合模型进行为期1年的实验，用以评估72名患有幼儿龋齿和严重幼儿龋齿的学龄前儿童口中唾液变形链球菌和乳酸杆菌水平，以及变形链球菌、乳酸杆菌水平与龋齿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乳酸杆菌与龋齿的发生以及与龋齿严重程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18]。以上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所食用的益生菌菌种特性、黏附定植情况以及与口腔生物膜的作用方式等有关。为了防控龋齿疾病，需要相关科研人员进一步加强龋齿与口腔益生菌的机制机理研究以及进行更强有力的随机临床试验。
2.2 对牙周病的影响
牙周病(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是常见的口腔疾病，常引起成年人牙齿丧失，危害人类牙齿和全身健康。牙菌斑是引起牙周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可导致牙龈卟啉单胞菌、伴放线聚集杆菌、中间普雷沃氏菌等致病菌数量增加，加速牙齿菌群失调，破坏宿主免疫防御，引起牙周附近组织炎症[8]。近期Esteban等分离出1株具有作为牙周疾病治疗潜力的牙菌链球菌，该口腔益生菌可抑制具核梭杆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等牙周病原体的生长，黏附于牙龈细胞，并能增加成纤维细胞中抗炎细胞因子IL- 10的分泌，降低由具核梭杆菌诱导的干扰素γ的表达[19]。研究发现，益生菌能降低口腔pH值，防止牙菌斑和牙结石的形成，并抑制牙周机会致病菌，调整口腔微生态平衡，进而防治牙周疾病[1]。临床数据表明益生菌显著减少龈沟液体积，降低牙龈和菌斑指数、探诊出血指数、龈沟液中一氧化氮水平、弹性蛋白酶和基质金属蛋白酶3活性等临床参数，其可能的机制与牙龈卟啉单胞菌等牙周病原体的减少以及牙龈沟液中TNF- α，IL- 1β和IL- 17的浓度降低有关[20-22]。此外益生菌分泌的蛋白质化合物如丝氨酸蛋白酶可促进牙龈周边上皮组织再形成，修复牙龈伤口，缩短牙周疾病的治愈时间[23]。
随着种植牙人数的增加，种植体周围炎和种植体周围黏膜炎的发生率也在不断上升。鉴于此类疾病也都是微生物诱导引起炎症，研究者尝试使用口腔益生菌(如罗伊氏乳杆菌)来治疗这种并发症，但是没有明确的临床证据证明使用益生菌补充剂能有效消除炎症[24-25]。需要进一步加强口腔益生菌对种植体周围炎和种植体周围黏膜炎的研究。此外，利用常规治疗方法治愈牙周疾病后，牙周病原体可再次定植于牙周袋诱发牙周炎。基于益生菌芽孢杆菌25.2.M构建的纳米递送系统为抑制牙周病原体、维护口腔微生态平衡以及防止牙周病复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26]。
2.3 对口臭的影响
口臭是指呼吸时出现臭味的一种症状，可分为生理性口臭和病理性口臭。口臭患病率在22%～50%不等，对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其中80%～90%的口臭患者是由口腔局部因素诱发，主要是口腔内的齿垢密螺旋体、牙龈卟啉单胞菌、牙髓卟啉单胞菌、啮蚀艾肯菌、中间普雷沃氏菌、直肠弯曲菌、福赛斯坦纳菌、具核梭杆菌等革兰阴性厌氧菌通过腐败消化口腔内滞留的食物残渣、细胞、唾液和血液而产生挥发性硫化物的结果[27]。某些疾病例如糖尿病和尿毒症以及药物也会导致口臭[21]。2001年，利用大肠杆菌治疗口臭的成功病例被报道后，越来越多的研发人员热衷于研发可缓解口臭疾病的口腔益生菌[28]。
用于改善口臭疾病的益生菌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定植于舌头，维持舌头微生态平衡；2)抑制口臭相关的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3)降低口腔挥发性硫化合物的浓度。产生细菌素的唾液链球菌 K12是最早满足上述标准的益生菌菌株之一。该菌株显著抑制口臭相关的致病菌如Solobacterium moorei、Parvimonas micra和Eubacterium sulci，降低呼吸道挥发性硫化合物的浓度[29]。在双盲、随机、Ⅱ期临床试验中，含有唾液乳杆菌G60的口香糖产品显著抑制了具核梭杆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生长，缓解了口臭症状[30]。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四川省西昌市人民医院340例患者接受益生菌含片联合基础牙周治疗。临床数据表明，患者口腔内致病菌减少，口腔挥发性硫化物水平和口气感官值均显著降低 ，改善了口臭症状[31]。近年来，益生菌防治口臭的机制报道相继增多，主要是通过抑制牙周致病菌的生长及代谢来减少挥发性硫化物的生成，或产生代谢产物中和牙周致病菌产生的挥发性硫化合物从而缓解口臭(见表2)。目前商品化的口腔益生菌食品如 “BioBalance”口腔益生菌含片、“好牙口 ”凝胶糖果等相继问世，防治口臭的口腔益生菌食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仍有必要筛选可黏附于舌头上的益生菌以及增加益生菌防治口臭的有力证据，为口腔益生菌食品的跨越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表2 近3年益生菌产品对口臭疾病防治效果的研究
Tab.2 Summary of probiotic anti-halitosis effects in animal and human studies in past three years
样本数量使用的益生菌研究类型主要结论参考文献45名口臭和舌苔厚患者唾液乳杆菌G60(1×1010CFU)人体实验和体外实验降低口气感官值,抑制中间普雷沃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生长,改善口臭症状[30]32名正畸牙套患者唾液链球菌M18含片(3.6×109CFU)人体实验降低了正畸牙套患者的口臭水平,但对牙菌斑指数,牙龈指数和牙齿生物膜菌群影响较小[32]32名有口臭的慢性牙周炎患者含唾液乳杆菌(2×109CFU)和罗伊氏乳杆菌(2×109CFU)的胶囊人体实验临床参数(如斑块指数,改良牙龈指数和出血指数)、微生物学参数和口臭评分均显著降低,改善口臭症状[33]100名口臭患者乳双歧杆菌DN-173010(1.25×108CFU/g),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1.2×107CFU/g)人体实验通过刮舌植入益生菌能有效改善口臭,停止治疗后不再发生口臭[34]115名口臭患者BioSympa胶囊(含107CFU乳酸克鲁维酵母)人体实验治疗7d后挥发性硫化物值由初始的210.6μg/L降到148.8μg/L,14d后挥发性硫化物值低于100μg/L,约91%的治愈患者未出现口臭且无副作用 [35]60名重度牙周炎患者罗伊氏乳杆菌、唾液乳杆菌和嗜酸乳杆菌人体实验口服乳杆菌可显著降低牙周参数和口臭,有助于改善牙周状况和口臭 [36]18只比格犬食窦魏斯氏菌(2×109CFU)动物实验可在比格犬口腔中定植,减少甲基硫醇和菌斑指数,抑制核梭状芽孢杆菌,牙龈卟啉单胞菌,中间普雷沃氏菌和福赛斯坦纳菌等引起口臭细菌的生长,缓解口臭症状 [37]21名口臭患者木糖醇片剂 (2.0×109CFU唾液乳杆菌WB21)人体实验唾液乳杆菌可改善斑块指数、感官评分等临床和口腔恶臭参数,缓解口臭症状 [38]
2.4 对咽炎和扁桃体炎的影响
咽炎、扁桃体炎是咽部和扁桃体发生的非特异性炎症，主要是由乙型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和葡萄球菌等致病菌引起[39]。咽、扁桃体发炎可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及睡眠质量，常见于青少年，儿童发病率相对较高[40-41]。目前咽、扁桃体炎的防治主要集中在抗生素治疗以及扁桃体切除，用于防治咽、扁桃体炎的口腔益生菌甚少。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血链球菌)可激活免疫细胞，促进B细胞产生抗体，进而发挥免疫调节的功能。经300名化脓性扁桃体炎患儿服用临床试验后发现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金双歧)可提高小儿化脓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疗效[39]。唾液链球菌24SMB和口腔链球菌89a复方口服喷雾剂能有效缩短抗生素治疗咽炎的时间，降低儿童复发性急性咽喉炎的复发率[42]。体外实验证明唾液链球菌K12和唾液链球菌M18、植物乳杆菌DSM15312、嗜酸乳杆菌SD5864、唾液链球菌AR809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咽部病原菌表现出显着的拮抗、黏附咽部细胞以及免疫调节作用，可作为潜在的咽部益生菌防治咽扁桃体炎[43-44]。唾液链球菌K12和M18因产生类细菌素抑制性物质、黏附定植等益生特性可预防咽炎和扁桃体炎，大量的临床试验也证明了唾液链球菌K12预防咽炎和扁桃体炎的有效性，但“唾液链球菌K12+抗生素(如青霉素)”疗法对成人咽扁桃体炎的临床治疗无效果，可能是该疗法中唾液链球菌K12对常规抗生素敏感[45-46]。
2.5 对口腔黏膜炎的影响
口腔黏膜炎是由链球菌、白色念珠菌等致病菌以及其他因素造成的口腔黏膜及口腔软组织疾病，会造成吞咽困难，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尝试利用益生菌防治口腔黏膜疾病已逐渐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大量的体外实验或临床试验表明鼠李糖乳杆菌、费氏丙酸杆菌、嗜酸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发酵乳杆菌、唾液链球菌K12以及热灭活的粪肠球菌都具有抑制单一口腔念珠菌或多种口腔念珠菌过度生长的作用[47-50]。这些口腔益生菌是通过有机酸、过氧化氢的抑菌作用以及下调白色念珠菌生物膜特异性基因(如als3，hwp1，epg1和cph1)等机制而发挥抗真菌活性的能力。我国研究人员用妈咪爱、整肠生、丽珠肠乐、金双歧、合生元等益生菌制治疗由口腔黏膜的白色念珠菌感染的鹅口疮[1]。其中益生菌金双歧主要通过补充有益菌、抑制致病菌繁殖进而调控口腔生态平衡，以及促进免疫球蛋白sIgA的表达和增强机体的免疫防御机能缓解口腔溃疡和鹅口疮疾病[51-52]。同时服用金双歧还可显著增强鼻咽癌患者的免疫反应并降低放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发生率[53-54]。
研究中选择的益生菌类型有所不同，有些研究侧重于单个益生菌，而另一些则侧重于多种益生菌组合。如Miyazima等的研究报道了单独使用嗜酸乳杆菌或鼠李糖乳杆菌可以减少口腔念珠菌数量[55]，而Hatakka等表明鼠李糖乳杆菌(ATCC 53103和LC705)和费氏丙酸杆菌(Shermanii JS)的联合使用可将念珠菌致病风险降低75%[56]。此外，Ishikawa等研究证明含有鼠李糖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和两歧双歧杆菌的益生菌组合降低了假牙中念珠菌定植水平[49]。这些益生菌的类型和浓度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哪种益生菌种类以及哪种特定剂量的口服益生菌最适合治疗。同时，哪些益生菌组合具有更好的疗效以及益生菌彼此间如何协同工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口腔益生菌产业发展的思考
3.1 安全性问题
口腔益生菌和富含口腔益生菌的健康食品对人体必须是安全的。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益生菌对动物和人的体重、血液、电解质等指标无明显影响。口腔益生菌大多来源于人体内部，对人体的代谢没有副作用，但是国际微生物学会联合会通过临床资料解释和推断，乳杆菌及其相关微生物依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性[1]。尽管我国也出台了准许使用的菌种名单，但没有相应的准许使用的功能，在效用评价和安全评估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57]。所以在对口腔益生菌生物学和功能特性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其潜在的危害，包括致龋、潜在的致病性、代谢活动的变化、抗生素耐药性和内在基因的影响等，最大限度地保证益生菌在食品应用中的安全性。
3.2 耐药性问题
益生菌自身含有的耐药基因或耐药质粒等可通过基因水平转移传递给口腔中的致病菌，导致耐药菌感染[58]。口腔益生菌通常以活菌形式进入人体，与口腔内共生菌和致病菌混合生长，致使口腔益生菌携带的耐药性基因片段在口腔菌群中水平发生转移，从而导致某些致病菌获得具有耐药性。目前研究已发现一些乳酸菌的几种抗性基因(如tetM和ermB基因)可在乳酸菌与乳酸菌之间、乳酸菌与病原菌之间发生传递[59]。因此，为了筛选出安全的口腔益生菌菌株，避免口腔益生菌食品潜在的危害性，迫切需要推动益生菌的耐药性基因转移研究和耐药性安全评价，在保证乳酸菌的耐药性消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菌株的益生特性。
3.3 适宜性和有效性问题
虽然益生菌有抑菌、维护机体微生态平衡和免疫调节等功效，但是研究发现，益生菌在不同种族中表现出的功效也不尽相同[60]。中国人与欧洲、美洲等地区居民的饮食起居、体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进口的益生菌食品如奶酪、木糖醇片剂以及乳酸菌饮料等，并不一定对中国人表现出应有的有益特性。故而国外验证的具有临床疗效的益生菌要有国内的临床数据支撑。此外益生菌仍需陆续出台规范临床转化的相关制度，明确在菌株选用、菌体用量、载体种类等方面的标准。
3.4 开发方向与发展趋势问题
口腔益生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菌株的筛选、有效性评估等方面。应当积极推进口腔益生菌和益生元、中草药配伍组合研究，开发新型的益生菌饮品、益生菌制剂和膳食添加剂等功能性食品；加强食品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大力拓展口腔益生菌在航空等特殊领域的应用；加大基因修饰的益生菌在药物用途的研发投入力度。目前已经提出了转基因乳酸菌作为在胃肠道中递送疫苗的载体，成功构建的几种具有分泌表达功能的益生菌载体已在进行动物实验验证[7]。其他各种增加益生菌传递和存活的食品加工工艺，例如微囊化和包被技术以及添加益生元(益生菌生长因子)，都为口腔益生菌及其健康食品的开发提供了新的借鉴思路。
4 展 望
口腔益生菌疗法作为一种新的防治多样化口腔疾病的手段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口腔益生菌主要通过抑制口腔致病菌生长、调节口腔微生态平衡和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方式促进人类口腔健康，为牙周炎、口腔黏膜炎、龋齿、咽炎等各种口腔疾病的防控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虽然还需要加强口腔益生菌在防控口腔疾病的机制机理、临床有效性、健康食品安全性等方面的研究，但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研设备应用于口腔益生菌的研究上，口腔益生菌以及用于维护口腔健康的益生菌食品的发展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1] 赵琛, 华红, 闫志敏. 益生菌预防和治疗口腔疾病的研究进展[J]. 口腔医学研究, 2016, 32(4): 418-420.
ZHAO C, HUA H, YAN Z M. Research progress of probiotics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ral diseases[J].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Research, 2016, 32(4): 418-420.
[2] YOSHIMATSU Y, YAMADA A, FURUKAWA R, et al. Effectiveness of probiotic therapy for the prevention of relapse in patients with in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5, 21(19): 5985-5994.
[3] PARAMSOTHY S, KAMM M A, KAAKOUSH N O, et al. Multidonor intensive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or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The Lancet, 2017, 389(10075): 1218-1228.
[4] MIRAGHAJANI M, ZAGHIAN N, MIRLOHI M, et al. Probiotic soy milk consumption and renal function among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with nephropath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J]. Probiotics and Antimicrobial Proteins, 2019, 11(1): 124-132.
[5] CAMPANELLA V, SYED J, SANTACROCE L, et al. Oral probiotics influence oral and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in pediatric population: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ed placebo-controlled pilot study[J].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2018, 22(22): 8034-8041.
[6] JANSSON P A, CURIAC D, AHRÉN I L, et al. Probiotic treatment using a mix of three Lactobacillus strains for lumbar spine bone lo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multicentre trial[J]. The Lancet Rheumatology, 2019, 1(3): e154-e162.
[7] PANDYA D. Benefits of probiotics in oral cavity: a detailed review[J]. Annals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Dental Research, 2016, 2(5): 10-17.
[8] 李林, 冯锋. 益生菌与口腔健康的研究进展[J]. 口腔护理用品工业, 2017, 5: 32-36.
LI L, FENG F. Research progress of probiotics and oral health [J]. Oral Care Industry, 2017, 5: 32-36.
[9] HUANG X L, PALMER S, AHN S J, et al. A highly arginolytic Streptococcus species that potently antagonizes streptococcus mutans[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16, 82(7): 2187-2201.
[10] L
PEZ-LPEZ A, CAMELO-CASTILLO A, FERRER M D, et al. Health-associated niche inhabitants as oral probiotics: the case of Streptococcus dentisani[J].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17, 8: 379.
[11] HIGUCHI T, SUZUKI N, NAKAYA S, et al.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WB21 combined with green tea catechins on dental caries, periodontitis, and oral malodor[J]. Archives of Oral Biology, 2019, 98: 243-247.
[12] PIWAT S, PAHUMUNTO N, SRISOMMAI P, et al. Effect of probiotic delivery vehicles for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SD11 in caries prevention: a clinical study[J].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 2019, 43(10): e14147.
[13] PAHUMUNTO N, PIWAT S, CHANKANKA O, et al. Reducing Mutans streptococci and caries development by Lactobacillus paracasei SD1 in preschool children: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Acta Odontologica Scandinavica, 2018, 76(5): 331-337.
[14] WASFI R, ABD EL RAHMAN O A, ZAFER M M, et al.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sp. inhibit growth, biofilm form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of caries inducing Streptococcus mutans[J]. 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2018, 22(3): 1972-1983.
[15] TAHMOURESPOUR A, KASRA-KERMANSHAHI R, SALEHI R.Lactobacillus rhamnosus biosurfactant inhibits biofilm form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of caries-inducing Streptococcus mutans[J]. Dental Research Journal, 2019, 16(2): 87.
[16] HASSLÖF P, WEST C E, VIDEHULT F K, et al. Early Intervention with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paracasei F19 has no long-term effect on caries experience[J]. Caries Research, 2013, 47(6): 559-565.
[17] SCHWENDICKE F, DORFER C, KNEIST S, et al. Cariogenic effects of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 in a dental biofilm model[J]. Caries Research, 2014, 48(3): 186-192.
[18] LIU J F, HSU C L, CHEN L R. Correlation between salivary mutans streptococci, lactobacilli and the severity of early childhood caries[J].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s, 2019, 14(4): 389-394.
[19] ESTEBAN F A, FERRER M D, ZORRAQU
N PE
A I, et al.In vitro beneficial effects of Streptococcus dentisani as potential oral probiotic for periodontal diseases[J]. Journal of Periodontology, 2019, 90(11): 1346-1355.
[20] KUKA G I, GURSOY H, EMEKLI-ALTURFAN E, et al. Evaluation of nitric oxide levels in chronic periodontitis patients treated with initial periodontal therapy and probiotic food supplements: a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J]. Bio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ical Equipment, 2019, 33(1): 974-979.
[21] MEURMAN J H, STAMATOVA I V. Probiotics: evidence of oral health implications[J]. Folia Medica, 60(1): 21-29.
[22] INVERNICI M M, SALVADOR S L, SILVA P H, et al. Effects of Bifidobacterium probiotic o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ournal of Clinical Periodontology, 2018, 45(10): 1198-1210.
[23] FERNANDEZ-GUTIERREZ M M, ROOSJEN P P, ULTEE E, et al.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MS-oral-D6 promotes gingival re-epithelialization in vitro through a secreted serine protease[J]. Scientific Reports, 2017, 7(1): 11100.
[24] PEA M, BARALLAT L, VILARRASA J,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probio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implant mucositis: a triple-bli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Clinical Oral Investigations, 2019, 23(4): 1673-1683.
[25] TADA H, MASAKI C, TSUKA S, et al. The effects of Lactobacillus reuteri probiotics combined with azithromycin on peri-implantitis: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Journal of Prosthodontic Research, 2018, 62(1): 89-96.
[26] ZUPANC
IC S P, RIJAVEC T, LAPANJE A, et al. Nanofibers with incorporated autochthonous bacteria as potential probiotics for local treatment of periodontal disease[J]. Biomacromolecules, 2018, 19(11): 4299-4306.
[27] 杨雯洁, 叶玮. 益生菌在口源性口臭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 口腔材料器械杂志, 2012, 21(2): 98-100.
YANG W J, YE W. Development of probiotics in treatment of halitosis from oral causes[J]. Chinese Journal of Dent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2012, 21(2): 98-100.
[28] HENKER J, SCHUSTER F, NISSLER K.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gut-caused halitosis with a suspension of living non-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bacteria: a case report[J].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2001, 160(10): 592-594.
[29] MASDEA L, KULIK E M, HAUSER-GERSPACH I, et al. Antimicrobial activity of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K12 on bacteria involved in oral malodour[J]. Archives of Oral Biology, 2012, 57(8): 1041-1048.
[30] MOUSQUER C R, DELLA BONA A, MILANI D C, et al. Are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G60 and inulin more efficacious to treat patients with oral halitosis and tongue coating than the probiotic alone and placebo?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ournal of Periodontology, 2019, 12: 0089.
[31] 谌丽, 鄢丽佳, 邓洪贵, 等. 益生菌含片联合基础牙周治疗对慢性牙周炎患者口腔致病菌及口臭症状的影响[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8, 35(3): 103-106.
CHEN L, YAN L J, DENG H G, et al. Effect of probiotics lozenges combined with basic periodontal treatment on oral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halit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J]. Journ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2018, 35(3): 103-106.
[32] BENIC G Z, FARELLA M, MORGAN X C, et al. Oral probiotics reduce halitosis in patients wearing orthodontic braces: a randomized, trip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Journal of Breath Research, 2019, 13(3): 036010.
[33] PENALA S, KALAKONDA B, PATHAKOTA K R, et al. Efficacy of local use of probiotics as an adjunct to scaling and root planing in chronic periodontitis and halitos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harmacy practice, 2016, 5(2): 86-93.
[34] GÜRPINAR B, YILDIRIM G, KUMRAL T L, et al. A simple method to reduce halitosis: tongue scraping with probiotics[J]. Journal of Breath Research, 2019, 14(1): 1-19.
[35] CECCHINI F, NOBILI A, ZANVIT A, et al. Halitosis treatment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tibiotic-resistant probiotic lactic yeast Kluyveromyces marxianus fragilis B0399 (K- B0399)[J]. Biomedic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2018, 12(1): 8887-8890.
[36] SOARES L G, CARVALHO E, TINOCO E. Clinical effect of Lactobacillus o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eriodontitis and halitosis: a double-blinded, placebo-controlle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American Journal of Dentistry, 2019, 32(1): 9-13.
[37] DO K H, PARK H E, KANG M S, et al. Effects of Weissella cibaria CMU on halitosis and calculus, plaque, and gingivitis indices in beagles[J]. Journal of Veterinary Dentistry, 2019, 36(2): 135-142.
[38] SHARMA P, SHARMA P, SUZUKI N, et al. Effectiveness of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WB21 tablets on oral malodor among patients attending dental institution in Mysuru city, India: an open label pilot trial[J]. Journal of Dentistry and Oral Care, 2017, 3(1): 1-8.
[39] 舒红文, 余霞辉, 邱有波, 等.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治疗小儿化脓性扁桃体炎疗效观察[J]. 海南医学, 2016, 27(10): 148-149.
SHU H W, YU X H, QIU Y B, et al. Observ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of live combined Bifidobacterium and Lactobacillus tablets in children with purulent tonsillitis[J]. Hainan Medical Journal, 2016, 27(10): 148-149.
[40] 史雪峥, 孙浩. 低温等离子手术与传统手术对成人扁桃体切除的效果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17, 37(7): 1445-1449.
SHI X Z, SUN H.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plasma surgery and traditional surgery on adult tonsil excision and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Research, 2017, 37(7): 1445-1449.
[41] 郝岩梅, 郭小东. 低温等离子扁桃体切除术和传统扁桃体剥离术对成人慢性扁桃体炎的治疗效果观察[J]. 山西医药杂志, 2019, 48(21): 2666-2668.
HAO Y M, GUO X D. Therapeutic effect of low-temperature plasma tonsillectomy and traditional tonsillectomy on chronic tonsillitis in adults[J]. Shanxi Medical Journal, 2019, 48(21): 2666-2668.
[42] ANDALORO C, SANTAGATI M, STEFANI S, et al. Bacteriotherapy with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24SMB and Streptococcus oralis 89a oral spray for children with recurrent streptococcal pharyngotonsillitis: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J]. European Archives of Oto-Rhino-Laryngology, 2019, 276(3): 879-887.
[43] HUMPHREYS G, MCBAIN A. Antagonistic effects of Streptococcus and Lactobacillus probiotics in pharyngeal biofilms[J]. Letters in Applied Microbiology, 2019, 68(4): 303-312.
[44] JIA G, CHE N, XIA Y, et al. Adhesion to pharyngeal epithelium and modulation of immune response: Lactobacillus salivarius AR809, a potential probiotic strain isolated from the human oral cavity[J].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2019, 102(8): 6738-6749.
[45] GILBEY P, LIVSHITS L, SHARABI-NOV A, et al. Probiotics in addition to antibiotics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tonsillitis: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2015, 34(5): 1011-1015.
[46] DI PIERRO F, DONATO G, FOMIA F, et al. Preliminary pediatric clinical evaluation of the oral probiotic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K12 in preventing recurrent pharyngitis and/or tonsillitis caused by Streptococcus pyogenes and recurrent acute otitis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eral Medicine, 2012, 5: 991-997.
[47] JØRGENSEN M R, KRAGELUND C, JENSEN P Ø, et al. Probiotic Lactobacillus reuteri has antifungal effects on oral Candida species in vitro[J]. Journal of Oral Microbiology, 2017, 9(1): 1-8.
[48] ROSSONI R D, DE BARROS P P, DE ALVARENGA J A, et al. Antifungal activity of clinical Lactobacillus strains against Candida albicans biofilms: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probiotic candidates to prevent oral candidiasis[J]. Biofouling, 2018, 34(2): 212-225.
[49] ISHIKAWA K H, MAYER M P, MIYAZIMA T Y, et al. A multispecies probiotic reduces oral Candida colo-nization in denture wearers[J]. Journal of Prosthodontics, 2015, 24(3): 194-199.
[50] LEAO M V P, TAVARES T A A, GONCALVES E SILVA C R, et al.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intake can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Candidiasis[J]. Clinical Oral Investigations, 2018, 22(7): 2511-2518.
[51] 陈青青, 蒙美禄. 益生菌治疗婴幼儿鹅口疮及对口腔sIgA水平影响[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3, 25(4): 56-58.
CHEN Q Q, MENG M L. The combination of Lactobacillus in treatment of infantile thrush and the influence on salivary sIgA level[J]. Chinese Journal of Microecology, 2013, 25(4): 56-58.
[52] 尹忠贤, 陈越, 蒋辉, 等. 益生菌制剂对ROU模型小鼠口腔sIgA水平的影响[J]. 饮食保健, 2016, 3(6): 32-33.
YIN Z X, CHEN Y, JIANG H, et al. Effects of probio-tics on oral sIgA levels in ROU model mice[J]. Diet Health, 2016, 3(6): 32-33.
[53] JIANG C L, XIE H, ZENG L, et al.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probiotics to reduce radiation and chemotherapy induced oral mucositis for nasopharyngeal cancer patients[J]. Annals of Onco-logy, 2018, 29(s9): 94-114.
[54] JIANG C L, WANG H, XIA C F, et al.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of probiotics to reduce the severity of oral mucositis induced by chemo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J]. Cancer, 2019, 125(7): 1081-1090.
[55] MIYAZIMA T Y, ISHIKAWA K H, MAYER M P A, et al. Cheese supplemented with probiotics reduced the Candida levels in denture wearers-RCT[J]. Oral Diseases, 2017, 23(7): 919-925.
[56] HATAKKA K, AHOLA A J, YLI-KNUUTTILA H, et al. Probiotics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oral Candida in the elderl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 2007, 86(2): 125-130.
[57] 付琢惠, 邓佳欣, 陈媛, 等. 益生菌预防龋病的研究进展[J]. 口腔疾病防治, 2019, 27(9): 603-608.
FU Z H, DENG J X, CHEN Y,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to probiot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ntal caries[J]. Journal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Stomatological Diseases, 2019, 27(9): 603-608.
[58] 刘桂扬, 陈华海, 王欣, 等. 双歧杆菌抗生素耐药性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9, 31(3): 360-364.
LIU G Y, CHEN H H, WANG X,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Bifidobacteria [J]. Chinese Journal of Microecology, 2019, 31(3): 360-364.
[59] 宋晓敏, 李少英, 马春艳, 等. 发酵食品中乳酸菌的耐药性现状分析[J]. 微生物学通报, 2015, 42(1): 207-213.
SONG X M, LI S Y, MA C Y, et al.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fermented food lactic acid bacteria：a review[J]. Microbiology China, 2015, 42(1): 207-213.
[60] 郭飞翔, 陈大卫, 瞿恒贤, 等. 人源益生菌研究与应用开发进展[J]. 中国乳品工业, 2014, 42(8): 27-31.
GUO F X, CHEN D W, CHU H X, et al. Review 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origin from human[J]. China Dairy Industry, 2014, 42(8): 27-31.
Research Progress on Oral Probiotics
X